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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国学到底是什么?

原创

     文/刘梦溪


     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其实,“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

    比如,庐山下面有个白鹿洞书院,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要知道这两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亡,新学青年唾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今天研究“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们”,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们”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不讲这些了——后来到“国学”的概念继续讲的时候,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服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事物,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和嘉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

      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一浮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1938年5月,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楷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

      他提出的国学的这个新定义,长期没有人闻问,直到2006年,我写《论国学》,才把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重新提示出来,强调“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是马先生的原话。从那以后,七八年的时间,我不断写文章,演讲,倡导,鼓吹,不遗余力。虽然不见有谁写文章跟我讨论,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很赞成我的看法,觉得刘梦溪竟然认为国学就是“六经”,这不是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吗?其实“六艺”不光是儒学的源头,道家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经》,“六经”是和文史哲各科都不想重复的我国学术的一门最高的学问。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可是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熊十力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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