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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版重生万蠹侯—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杜伟生先生

原创

(盛澜撰文)

 万蠹侯是一床以“万蠹之材”斫制的良琴,我不知道用一床古琴的名字与一位蜚声中外的古籍修复专家相提并论是否贴切。

    古人常以玉版称谓珍贵的古籍善本,而“万蠹侯”则一定是驾驭“蠹”的圣手……

    中国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至今已有三十年了。对于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先生来说,这是一个孜孜以求的探索过程。

古籍善本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

    上个世纪90年代,杜伟生先生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组长受大英博物馆的邀请参与修复散藏在大英博物馆的部分敦煌遗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交流机会,在我国同时期进行的敦煌遗书修复工程中亦完美的体现了“整旧如旧”的原则。

   “纸张本身也携带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现在的修复不讲究过去的‘天衣无缝’,这是图书保护认知的发展。现在的修复要求真实性,不能干扰原有的文物信息,让人能看出哪儿是原件、哪儿是修补的地方。” (杜伟生)

 由于文献的保存状况不同,国内的文献修复工作对不同典籍采取不同的修复原则,而《永乐大典》的修复方式与敦煌遗书则又不尽相同。

杜伟生先生的工作间

    “明代原装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东西更是罕见,《永乐大典》的散佚是由于战乱,并不是被人看坏的,国家图书馆现藏的220册《永乐大典》里有不少都是原装文献。传世的明代刻本中大部分装帧都不是明代的,但《永乐大典》绝对没有问题。”(杜伟生)

  《永乐大典》是传统古籍的“包背装”,由于不能拆装帧,杜伟生先生发明了一种“掏补”的方法,把工具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

    “修复《永乐大典》的时候需非常仔细,进度也较慢。补完一页之后要压平,待干透之后才能修补第二张。而这种“掏补”的新方法在2002年《永乐大典》修复项目开启之前从来没有被使用过。”(杜伟生)

    2003年初,采纳著名西夏学学者史金波先生的提议,国图正式着手修复《西夏文献》。

古卷青灯托举着多少读书人的梦想

   《西夏文献》流传至今已有千年,流传的过程中曾被前人修补过,由于语言不通的问题,错页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保证文献信息的完整、可读,修复组必须将前人搞错的页码调整回来。

    这种情况下,文献修复组的专家们联手西夏学学者,由他们负责调整内容,将《西夏文献》的实物图片编号、排序,整理完成后,再交由修复组完成页码的调整和纸张的修补。

    中国人制作、阅读纸质书籍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历经了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的变迁。由于阅读不便,书页容易脱落、破散等原因,明代中叶线装书成为古书装帧的主流。

    虫蠹、龟裂、褶皱……对古籍而言是最大的威胁。修补破损古籍,也成为古旧书肆的一门传统手艺。修补古籍往往要经过配旧皮旧纸、补破页、裱糊、喷水、衬纸、捶平、齐栏、订本、打眼订线、包角等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都极为考究。

杜伟生先生在工作中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不但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还要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

    古籍修复虽然自古就有,但过去都是依托于古籍装订而存在。真正作为一门技艺被单列出来是近代的事。

    琉璃厂的肄文堂、肄雅堂均开设于清代,是京城装裱修复最负盛名的古书店之一,除收售古旧书籍外,还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当时的京城修复装裱高手几乎均出自这两家。杜伟生先生早年亦是出自肖振邦、肖顺华爷孙门下……

    “明代叶盛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历代研究“书厄史”的,把中国历史上文化典籍的浩劫归纳有五厄(隋牛弘)、续五厄(明胡应麟)、再续五厄(近人祝文白)之说,以为藏书之鉴。造成书厄的原因,以基于政治、经济因素的人为破坏最为酷烈,其次为水火、虫鼠、兵燹等不可抗力的损失。”

装帧古雅的善本述说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与文化传承

    国家图书馆是我国古籍收藏最丰富的单位之一,古籍收藏上承宋、元以来历代皇家珍藏,形成1500余部宋元名刊、27万册古籍善本、70万件特藏、160余万册普通古籍的海量珍贵馆藏。

    “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国图四大专藏,可谓国之重宝;古代戏曲小说、方志家谱完整而有特色;名刊名抄、名家校跋本颇为丰富。此外又有甲骨卜辞、金石拓片、古代舆图、民族文献、名人手稿、外文善本等无尽宝藏,其年代起自殷周,迄于当代,地域遍于禹域,兼及海外……

    从历史发展来看,如此宏富的古代珍贵典籍只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典籍早已荡然无存。”

    全国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这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

笔者盛澜有幸与杜伟生先生于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合影留念

    再来看看古籍修复的速度:一本破损并不严重的清代家谱可能需要10个工作日;一套霉蚀严重的《管子较释》可能要花去一两年时间。

    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国内12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分别进行了3年修复古籍总数量的统计,国家图书馆是三年每20人修10万5千叶,上海图书馆是三年每26人修73万7千多叶,中山大学图书馆是三年每12人修3万6千多叶,山东省图书馆是三年每9人修6千多叶(这里沿用“叶”与“页”应有所不同)……

    杜伟生先生从事古籍善本修复工作四十多年了,他和他的同事们以灵枢妙手使玉版重生,他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呕心沥血的守护着中华文明传承进步的证据,我们的历史定会铭记他们的价值……

                                             盛  澜

                                   2018年5月12日再刊

作者介绍:

盛澜,1975年生于北京,数学博士,对佛教建筑、佛教文献、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研究。

师从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周绍良先生。

曾任中国佛教古代文献保护中心理事、香港东方佛教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佛教建筑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九十年代末,经周绍良先引荐,到杜仙洲先生处从事佛教古代建筑专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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